贴凑小说

刘恩溥邓承修（第1页）

刘恩溥·邓承修

附记李鸿章刘锡鸿

自安维峻以后，名御史有所谓“台谏三霖”，我在《庸庵尚书》《同光大老》两作中，曾经谈过，不再赘词。不过，同光之际，言路大开，柏台人物，还有两位可谈。一是刘恩溥，一是邓承修。刘恩溥号博泉，直隶吴桥人，同治四年乙丑翰林，光绪三年补授浙江道御史，善于谲谏，妙语甚多。

光绪年间，刘恩溥奉派查旗。其时奉天将军为承恩公崇绮，刘恩溥并府尹松林一起参劾，措辞匪夷所思：

将军崇绮，除不贪贿外，别无所长；

府尹松林，除贪贿外，亦别无所长。

《清稗类钞》亦载其一事云：

时宗室某甲设赌局于皇城内，有旗人某乙者，亦世家子，以饮博倾其家，贫无立锥。一日，博偶赢，往索博逋，竟被殴死。其尸暴露城隅者二十余日，无为收殓者，官亦畏某甲势，不敢过问。

刘乃上疏言其事，略谓：“某甲托体天家，势焰熏灼，某乙何人？而敢贸然往犯重威，攒殴致死，固由自取。某甲以天皇贵胄，区区杀一平人，理势应尔，臣亦不敢干预。惟念圣朝怙冒之仁，草木鸟兽，咸沾恩泽。而某乙尸骸暴露，日饱乌鸢，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，似非盛世所宜。合宜饬下地方，自检视掩埋，似亦仁政之一端也。”

邓承修的出身与李慈铭相仿，以举人纳赀为郎，分刑部，同治末年考授浙江道御史，旋以丁忧回籍。他是广东的客家人，所以成名后，都称之“邓镇平”，字铁香，而外号则为“铁汉”，光绪初年的清流中，与张佩纶的锋芒相侔。《清史稿》本传：

先后疏论闱姓赌捐，大乖政体；关税侵蚀，阴害库帑；以考场积弊，陈七事纠正之；吏治积弊，陈八事肃澄之。又劾总督李鸿章失政，左副都御史崇勋无行，侍郎长叙等违制；学政吴宝恕、叶大焯，布政使方大湜、龚易图，监运使周星誉，诸不职状。会边警，纠弹举朝慢弛，请召还左宗棠柄国政。逾岁彗星见，则又言宗棠莅事数月，未见设施，而因推及宝鋆、王文韶之昏眊，请罢斥，回天意。是时文韶方向用，权任转重，会云南报销案起，又严劾之，仍不允。久之，迁给事中。

光绪甲申以后，全枢皆罢，以醇王为“太上军机”。军机处有重要上谕、廷寄，先送太平湖醇王府阅定，谓之“过府”。醇王涵养远不及恭王，对言路锋利，颇感不耐，于是而有明捧暗损之谋，清流皆畀以重任，结果“三江会办，只落得侯官革职，丰润充军”。邓承修亦被命担当实务。《清史稿》本传：

时朝鲜乱平，琉球案未结，上言简知兵大臣驻烟台，厚集南北洋战舰番巡，留吴长庆军戍朝鲜，互犄角。越南乱作，法人袭顺化，复请诏百官廷议，定国是，皆不报；十年，越事益坏，首劾徐延旭、唐炯失地丧师，赵沃、黄桂兰拥兵偾事，宜肃国宪。

其夏，法人愿媾和，承修联合台谏上书，极书和议难恃，旋与司业潘衍桐密上间敌五策，并劾李鸿章定和之疏，嫉刘永福敢战，言之愤绝。

亡何，法果败盟，侵台湾基隆，枢臣议和战未决，于是承修再陈三策：法所恃为援者西贡、东京，我若师分三路，亟攻越南，彼将自救不暇，策之上也。分兵为守，敌至则战，敌退不追，老师糜饷，利害共之，策之中也。若虑饷绌运阻，不敢言战，则其祸不胜言矣，是谓无策。补鸿胪寺卿，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，自此陈说兵事，章凡十三上，多见采纳。

邓承修入总署在光绪十年九月。总署办事，自恭王以来，建立传统，有事会商决定，除非意见上重大歧异，不另上奏。邓承修“陈说兵事，章凡十三上”，可知在战略战术方面，常持异议，自难为当政者所容，亦使在北洋遥执外交枢纽的李鸿章，大伤脑筋。于是第二年奉派议和及勘界。《清史稿》本传：

明年（光绪十一年），赴天津佐鸿章与法使巴特纳商和约，定新约十款。还，乞归省。未出都，命赴广西与法使会勘中、越分界。至则单骑出关，会法使浦理燮。浦理燮欲先勘原界，承修据约，先欲改正界限，不相下。乃阳以文渊、保乐、海宁归我，而阴电其驻京使臣，诋承修违约争执，谓非先勘原界，势将罢议。

按：《中法新约》十条中，第三条规定，“六个月内勘界，北圻界处，或稍改正”；又第五条，“保胜以西，谅山以北通商，华设关，法设领事”，则很明显地，勘界的中心点为镇南关外的谅山。《清史稿·邦交志三》记：

粤东粤西界务，邓承修与张之洞、李秉衡等会商，其与法使浦里燮在关门文渊会议，承修执约内“北圻边界必要更正，以期两国有益”之语，欲以谅山迤西，自艽葑、高平省至保乐州，东自禄平、那阳、先妥州至海宁府，划归中界，浦使以据约，不过于两边界址略微更改，不能及谅山及西地，旋允请示本国，卒不行。

十二年，复议界，会浦里燮病，仅由镇南起勘至平关而止，东西不过三百余里，余未履勘。浦里燮旋回国，法改派狄隆，由滇赴粤，与邓承修等议界。

翻开地图，邓承修要求的国界线，以谅山为中心，顺着自然地理的北江到广西龙州，向西沿着高平河到高平、保禄，东则沿着现在越南的琪穷河，由禄平、那良至芒街，大致为现在越南的福安公路以北之地，都应划归中国，结果以未获朝廷及北洋的支持，邓承修为国保疆土的雄心，未能实现。

当时在李鸿章主持之下，总署迭次训饬邓承修，不得固执成见，速行勘定为宜。其原因有二。在议界之后，要进行谈判商约，以为西陲瓯脱之地，得失无关大局，两害之间权其轻，不如弃无用之地，争有用之商约为上策。

此时方为慈禧立一大功。原来慈禧自甲申四十万寿以后，以归政为名，求颐养之实，正议修西苑之海，而蚕池口有座天主教堂，为康熙年间所敕建，钟楼极高，俯瞰西苑，一览无余，慈禧非常讨厌，责成李鸿章，非交涉拆除此教堂不可。

其时的天主教在法国人手里，法国主教樊国梁一口拒绝，毫无商量的余地。后来有高人献议，说普天下天主教都归罗马管辖，如果到教廷活动，获得同意，不怕法国人不就范。李鸿章因于光绪十一年十月初，派天津海关税税务司英国人敦约翰为代表，往罗马向教廷交涉迁移蚕池口教堂及通使事宜。

结果颇为圆满，教廷同意中国另行拨地、拨款迁移蚕池口教堂。但实际上还须跟法国打交道，而法国对中国直接向教廷展开关系，颇为不快，曾特别向教廷申明，在华有“保教权”。为了打开僵局，李鸿章觉得在议界方面，不妨让步。以后蚕池口教堂毕竟迁移了，即是现在北平的西什库教堂，天主教徒称为“北堂”者是。

勘界是个苦差事，既须披荆斩棘，又须跟洋人打交道，而稍有出入，则有失地的大罪，朝廷当初派他此差，原为“请君入瓮”的惩罚。邓承修历经艰辛，而所争者竟不获朝廷支持，灰心丧志，锐气尽消。光绪十三年勉强毕事后，旋即谢病，主讲丰湖书院，十七年郁郁病殁惠州。光绪十年甲申，恭王罢政，清流尽没，清朝气运可知。明朝亡于甲申，谓清朝亦亡于甲申，未始不可。